新闻理想的执着追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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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保民在新闻不同岗位都干过,新闻业务“十八般武艺”都可以一展身手。我记得,“文革”刚结束不久,他看到社会对信息的空前需求,大胆接纳了同事们的建议,一手创办了《文摘报》。这在当时全国是较早的文摘报之一。后来他调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任常务副主席,过早离开办报第一线,他很快进入新角色,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。他曾在《永不掉队》一文中说到,一个人遇到工作变动应该把它看作“参加革命的新阶段”。他对待个人工作变动的风格,与他长期写的杂文中所提倡的精神完全言行一致。新闻界许多朋友都知道,保民的思想修养,克己奉公,先人后己,是有口皆碑的。保民转战新闻群团工作,对办报来说少了一员干将,但对我省新闻界之间的联系交流、团结协作、业务建设,则喜获不可多得的大才。保民的许多深得同仁赞扬的事迹,都是在20年的群团工作岗位上做出的。

  本书有许多新闻理论研究与业务探讨性作品,包含新闻学基本知识以及作者长期实践经验总结,不同文章讲稿都有不同时期的针对性,也保存了作者的认识轨迹。对其中若干观点,随着时代的发展,见仁见智,可以有不同认识。但涉及新闻规律的基本原则还是不应漠视的。不要忘记那些常识常规常理,我们新闻工作中存在不少低级错误或明知故犯的错误,往往就是违反常识,不承认新闻有不可违反的通则。有些早已是新闻工作ABC常理,有人还当作什么大创新大发现自吹自擂。

  2010年,他辞去《新闻窗》杂志顾问职务,终结了他长达半世纪多的孜孜新闻生涯,时年已经76岁。迟暮之年才自选了一本新闻作品集出版,取名《新闻路上》。他很低调,自称:“从个人来讲,看到过去的这些材料,想着自己曾经的付出和辛劳,想着当时人们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,有许多值得思索回味的东西算是保存一点有纪念意义的资料。”

  我长期里总觉得,我们贵州新闻界对于受过大学新闻专业系统教育的专才,起用倚重似乎不够。我不是新闻科班生,所以这话好说。过去有一种“新闻无学”的偏见。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国内主持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的机构,还不大主张给记者编辑评职称。习惯看法以为能写文章者就可以办报。长期里更把新闻工作等同于党政的一般宣传工作。中国新闻事业在与全球尤其西方媒体竞争中,常常处于不利地位,除了其他原因之外,恐怕与忽视新闻的本身固有规律和普适价值有直接关系。王保民是解放初期进复旦大学的。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于1929年,黔籍著名学者谢六逸首创成立,是我国大学最早的新闻系之一。1941年由复旦老校长陈望道出任新闻系主任。解放后院系调整,我国只保留了复旦大学这一个新闻系,王中曾担任过几年系主任。王中的新闻学理论,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。保民就读复旦大学期间,中国新闻界尚较少受“左”的干扰,我国也不存在后来的浮夸风、“假大空”等严重错误倾向。他们那几茬毕业生,一般有着新闻学优良传统的基本素养。

  他同新闻界有着广泛联系,在国内他有不少业内的同学、师友和全国各地记协的熟人,在省内有着众多新闻界的同仁、朋友,这是他开展工作的良好群众基础。特别是同我省市州地等基层新闻单位,广有交谊、联系密切,做了不少服务工作。

  《新闻路上》是保民行进新闻路的一个自我盘点。而人生路还得继续行走下去,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不因个人退休而休止。

  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分配来我省的复旦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,在贵州新闻岗位上不间断地干了54年。像他这样长的工作时间,据我所知,在我省新闻界没有第二人。许多前辈资历很老,但在新闻岗位上的时间都没有他长。

  过去我与保民有较多的工作接触,我一直觉得他处理编采业务时,比较注重靠事实说话,尽量客观,少追求浮华之语,与他行事常常持平和风格极相近。这次我认真通读他的文集,才意识到这与他坚守新闻某些内在规律分不开。在他的文章和报道中,我察觉到与多年来我们习以为常的报刊虚浮文风不同。单篇看,还不显眼,集中看,扑面一股新风,不,其实是久违了的传统优良作风。

  报纸上的言论,首先具新闻功能,与文艺创作有异。保民断断续续写过不少言论。从收入本集中的文章来看,这些文章多是针对当时的时事而阐发的一些道理,多是“命题作文”,带有特定时代背景,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。但共同的特色也是朴实,平易近人,谆谆善诱。这与他所信奉的新闻理念是共通的。重读他的旧日杂感,可以感知到时代发展变迁是多么快多么大。当年报刊思想评论,多半是苦口婆心教育普通老百姓要如何听话,克服个人主义,多多体谅国家困难,如此等等,却不触及“左”的统治才是造成困难的制度根源和领导根源,因此今日读之,有一种隔靴搔痒之感。这恰恰证明社会进步之大,人们认识大大深刻化了。但是当年所讲的一些道理并不错,有些老生常谈不应该视为过时。其实基本的道理总是平平常常的,不应该也不可能“日新月异”。还得归于常识,归于常理,归于良知。因此保民的明日黄花,尚留夕拾的清香。

  过去我与保民有较多的工作接触,我一直觉得他处理编采业务时,比较注重靠事实说话,尽量客观,少追求浮华之语,与他行事常常持平和风格极相近。这次我认真通读他的文集,才意识到这与他坚守新闻某些内在规律分不开。在他的文章和报道中,我察觉到与多年来我们习以为常的报刊虚浮文风不同。单篇看,还不显眼,集中看,扑面一股新风,不,其实是久违了的传统优良作风。比如,1982年5月一篇农村通讯:《去年好今年好明年更好》,题目用的是农民春联上句,通篇写的全是实打实的事,而花了不少笔墨摆出农村还存在的困难和问题。说明记者有底气,不怕说真话。文中写了农民有信心的一些实例,30年后再读,感到记者当年的预见是对的。我想,难道“正面报道”就一定要添加那么多高级形容词吗?现在重读保民的旧文,觉得很真切,不是“易碎品”。因为,【娱乐八卦】她20岁【娱乐八卦】她20岁。留有余地,敢讲真话,就经得起时间检验。

  他在记协工作岗位20年,连续担任贵州新闻奖第一届至第二十届的评委,并参与贵州新闻奖第一届至第十八届评选的具体安排、组织、协调工作。像这样的工作经历,他也是第一人。

  上面所述,都是保民的新闻实践成品,但我从中读出了新闻理论。本集子里有一组文字是专归于《理论探讨》部分的。其实上述《报道记事》也有理论元素,是不说”理”的理论。理论寓于记事之中。古人云:“功夫在诗外”。套用到新闻专业上,理论研究也不限于理论文章本身,亦贯彻体现在新闻报道实践中。因此,我是把保民的《报道记事》与他的新闻理论文章参照来观察的。建议年轻同仁朋友多用心去读本书中看似属庸常的报道,与当今流行的新闻作品文风相对比,看出保民身体力行的是什么?我们应当倡导什么样的新闻写作?

  他是转战于办报、新闻理论研究、新闻教学、新闻协会群团工作、办新闻刊物各门类事业的多面手。干什么都敬业乐群,全心身投入,无冀无求,乐于助人,深受广大同仁的信任、爱戴和尊敬。

  作为与保民相交越半个世纪的老同事、老朋友,我有幸先期拜读了他发到我电脑上的全书电子文档。本来,我以为这些旧日文字,时过境迁,很难引起多大阅读享受和心理波澜。没想到,读着读着,却让我感慨不已,似乎对作品有了新发现、对作者有了再认识。

  实事求是的新闻报道,就是信史。文集中许多篇什,当年我都曾读过,这次重睹,恰似老友重逢。乌当商品生产初起的故事,如《放宽政策放出来的“豆腐村”》,翔实而生动的细节,如今读着仍是那么令人心动。关于1984年贵阳市乌当区贯彻的情景.我也是亲历者,今天犹感历历在目。报道中有一个小情节:1981年区里开千人大会,规定养鸡50只以上的农户就能出席大会,可是全区31000农户中却找不出一户这样的“专业户”当代表。昨日之新闻,岂非今日之历史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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